1978年11月深夜，安徽省凤阳的小岗村，十八户农民聚集在一间简陋的茅草屋里，讨论将集体土地分配给个人的计划。桌上放着一张字迹潦草的纸，上面写着“分田到户，收成自留”；如果有干部因而遭受惩罚，其他人将会照顾他的孩子直至成年。十八个红手印一个个按下，空气中充满紧张的气息。这并不是一段英雄史诗，而是一群因饥饿而恐惧的人所做的冒险选择。1978年，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62元，这个数字在如今的标准下，甚至连大城市的两个月地铁票都不够。全国有超过六成的农民一整年都凑不齐一套新衣服。所谓的“生活水平”，用两个字形容就是：苦撑。我想先给出两个数据，来反驳“改革开放没有让百姓受益”的说法。1978年，中国人均GDP大约为127美元，预计到2025年，这一数字将接近1.4万美元，翻了一百多倍。而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.6平方米，差不多就是一个单人床加一个床头柜；到了2020年，城市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增至36.52平方米。世界银行曾指出，中国让近800 million人摆脱了贫困，称其为“人类历史上最多人受益的减贫行动”。这八亿人并非抽象的数字，而是真实的家庭，是真正过上了更好生活的人。距离那张手印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。如同小岗村的严俊昌，2024年他将安享晚年，年过八十；他的哥哥严宏昌则继续守护着那片土地。虽然这兄弟俩并没有成为亿万富翁，甚至连“富裕户”都不算，但他们冲破的那层障碍，最终成为了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并且写入了国家政策，推动了整个农村的转变。接下来谈谈另一位人物，年广久，1940年生于安徽怀远，外号“傻子”，不是因为他愚笨，而是因为他做生意时总会多给一点儿，让顾客们乐于光顾他。1980年代初期，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老人，仅凭一口炒锅和双手便积累到了一百万，成为当时少见的“百万元户”。但这也让他遭遇了很多麻烦，雇佣的工人超过七个时，就有人上书质疑是否“剥削”，这甚至引起了高层重视。尽管曾遭受牢狱之灾，最终的决策是先观察，再行评估。正是这一“观察”，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广阔前景。年广久于2023年1月11日在芜湖去世，享年82岁，晚年的他将生意交给子女打理，自己像所有普通老年人一样，享受日常生活。尽管一生没有高深的学问，他凭借着勇气和勤劳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。接下来的内容，我想分享我的看法。首先，认为“改革仅惠及少数人”的观点，实际上是用错了逻辑。把“极少数人变得非常富有”这一个现象，错误地等同于“绝大多数人生活未变好”。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。尽管富豪榜上仅有几百人，但从农田通自来水，到县城开通高铁，从老年人能刷卡乘公交，到打工者能点外卖——这些日常的小改善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。生活确实在变好，看看家里的冰箱、电视和手机，答案显而易见。其次，我发现那些在网上高喊“改革只让少数人得利”的人，往往并不是普通老百姓。真正的普通人白天忙着上班，晚上得还房贷，周末带着老人就医，没时间去质疑自己的生活。反而是一些没能迎上时代机遇的人，把自身的挫败感推给社会；或者是那些天生就找茬的人，只看到缺点而忽略了长处；还有一些满脑子消极思想的人，试图让大家觉得努力是没有意义的。第三点，也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，任何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，都不可能是“人人同时、齐头并进”的。这是常识，而非阴谋。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，枪声一响，快速前冲的那部分人必然会领先。难道因此就可以说这场赛事只让少数人获益吗？后面的人同样在奋力向前，尽管差距在拉大，但整体的确在进步，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无法否认的事实。第四，关于有钱人的财富是否干净，这是个好问题，但也有其陷阱。这将“贪腐存在”混淆为“所有富人都是贪婪的”。这些年国家在反腐方面的力度和决心是相当显著的，打虎拍蝇并非走个过场。而那些依靠能力、眼光和努力致富的企业家，恰恰证明了奋斗是可行的：只要普通人肯拼搏，抓住机会，就有翻身的可能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平。最后一点，某些人打着“公平”的名义，其实是在贩卖绝望：既然我无法致富，就希望大家都不要努力。